唐爱军: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

2019-07-14 16:00 来源:亚虎娱乐

    该平台是中石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工程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勘探开发研究院已在天然气水合物成藏地质研究、开发研究等方面建设标志性实验设备,将有利于推进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及商业化开发进程。  “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有着特殊的国内外背景,也出于提升中国油气资源潜力的综合考虑,是一项战略部署。

  因为他知道,在族人心中,他是一个优秀、善良的人。对德育实践的启示性意义不道德行为之后的微观心理机制和“巴贝姆巴”式教育对我国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首先,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大时代背景下,应该重视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核心作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在开展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组织“志愿者服务”、“感恩教育”等活动使公民在实践中感受关爱、领悟崇高、体验诚信、感恩他人,积极引导人们将已有的道德体验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融入到其人格特质中,形成稳定的道德认同。其次,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人,不能因为其偶然的错误就对当事人失望,要给予补偿和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维护其原有的高道德认同。

  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收获早期成果。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

  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大酱汤都是日常餐桌必不可少的菜品。  大酱汤是用韩国特有的大酱炖煮而成,一般汤里面会加入豆腐、西葫芦、香菇、辣酱、洋葱等。也可根据个人口味自由添加。

  从女孩儿到女人,从女儿到妻子,每个角色都包含着一个内心动力的改变,每个孩子都深爱着妈妈而不愿分离,不过,每个人生角色的改变,也许意味着我们成为大人的内心渴望的满足。

  ”  为了孩子们的一声“妈妈”,执着的郑平一等就是好几年。“开小吃店就是为了给成年孤独症患者提供就业机会。其实很多人愿意来上班,因为店里有朋友,不孤单,可以减少负面情绪的出现。他们多掌握一点技能,就多一分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

  ”  以情动人拉近民心  从最初只有一个简陋的露天摊位,到如今拥有一座容纳400多个摊位的综合性市场;从当年孤身一人,到现在身兼吉尔吉斯斯坦南方华商商会会长、比什凯克华助中心主任等数职,经过20年的努力打拼,杨彩平已在吉尔吉斯斯坦站稳脚跟,并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杨彩平组织商会成员买了180多套床单被套和糖果,送往当地的孤儿院。这样的公益慈善活动,她坚持做了近20年。  “早在2000年,我就想融入当地社会,回馈当地民众,让他们知道我们华侨华人是很友好的。”杨彩平说。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唐爱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阐释中国道路的根本理论依据。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的学说是一种“资本现代性”理论,它揭示出资本逻辑构成了现代化的本质依据。 确切地说,“资本现代性”理论是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 中国道路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呈现出一种独特现代性的类型,其本质属性是“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

对此,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第一,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 探讨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主要是阐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基础。 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论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是人的全面发展。

正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在探讨《共产党宣言》时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

”中国道路尽管仍然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但它秉承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具体化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 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 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枢纽,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逻辑。

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现代化之路,拒绝或抽象否定资本只能走向“反现代性”;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以防止资本导致的异化。

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是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的独特现代性类型。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就是构建资本、国家、人民三大要素之间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增长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三大要素中寻找到答案。 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出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其各种职能,防止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国家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主张“使国家回归”,普遍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突出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为资本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条件。 二是国家权力引导、规范资本,防止资本的异化。

驾驭资本的国家权力是“发展之手”与“保护之手”的统一。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比资本主义能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够避免社会冲突和阶级分化,更好地维护公平主义和社会秩序。

可见,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中国道路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第三,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就是探寻它在追求或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选择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模式。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它的核心表征。

中国道路并没有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所有权方面,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模式上,实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在运行机制上,强调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二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 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自由民主模式”,强调选举民主、多党制等。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自由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保护社会”。

“驾驭资本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要求就是为资本“划界”,不能将资本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领域,防止社会的“泛市场化”。

其二,防止“去国家化”。 一些西方学者推崇“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追求“弱国家强社会”模式,甚至主张“社会对抗国家”。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摆脱了“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主张“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实践中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而言之,中国道路在开辟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努力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责任编辑:佚名 )